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场景：脾气暴躁的徐远举被王陵基骂得直往后退，面对老王砸过来的书本，也只敢躲闪而没敢捡起来扔回去。

徐远举敬畏王陵基不是没有原因的：徐远举当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期间，就跟王陵基过从甚密，很多特务办不了的事情，徐远举都会请王陵基帮忙，王陵基基本是有求必应，徐远举欠了王陵基不少人情。

王陵基之所以拿书本砸徐远举，是因为徐远举说话总是不太好听，在“王陵基捐献文物”一事上又放错了炮。

熟悉那段历史或者看过《特赦1959》的读者诸君当然都知道，徐远举❀十五万现大洋买到的文物没有一件是真的，以至于他“捐献”出来鉴定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所长王英光和政委贺春年都在考虑要不要告诉他实情——他们是怕王陵基受不了这个打击，会气得背过气去。

王英光和贺春年考虑周全，徐远举却哪壶不开提哪壶：“张伯驹（曾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长江巡阅使署谘议，著名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捐献文物给国家，报纸用这么大标题；你给国家捐了那么多文物，怎么没有一点消息呢？你到底捐没捐？”

王陵基当场就急眼了：“你说这话啥意思？你开什么玩笑？不是真的还是假的？王陵基啥时候吹过牛？你再说，我撕烂你的嘴巴！”

王陵基勃然大怒，徐远举讪讪而笑，他知道自己真惹不起这个“王灵官”，连王英光和贺春年、胡大树也知道，王陵基发起火来，连老蒋都难免挨耳光，王英光总结得很到位：“这也算是他人生的巅峰之作了，经常拿出来炫耀。”

王陵基与蒋介石同岁，他打老蒋的时候大家还都很年轻（似乎是1913年的事情），所以后来老蒋挨了两个耳光而没有计较，王陵基当上省主席之后还洋洋得意地跟别人吹嘘——那些话戴笠和毛人凤、徐远举即使听到了，也不敢向老蒋汇报。

官场上的事情原本就是如此，王陵基不管说了啥，只要涉及到老蒋丑闻，就没有人敢去汇报，因为老蒋极有可能会将他们一同灭口。

老蒋不知道王陵基到处吹喇叭，王陵基也知道老蒋被蒙在鼓里，而其他大佬一看情况如此微妙，也不能不对老王敬畏三分。

王陵基其实是很凶残的，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回忆：“王陵基爱杀人，特别是他担任重庆卫戍司令期间，杀人最多。任刘湘部第三师师长驻在万县时，也杀过不少人。所以，重庆和万县老百姓都背地里叫他‘王灵官’，意思是骂他凶神恶煞。”

沈醉说的这件事应该是真的：王陵基在重庆任卫戍司令时，有天坐着八人抬的大轿上街巡查，看到几个中学女生牵了一条狗正迎面而来，狗的颈上挂了一块“王灵官”的木牌。他一怒之下，便叫随从的卫士用驳壳枪做出了禽兽不如的事情，痛得那几个女学生痛得在地上乱滚，他才叫住手。

王陵基也是个人，但是他做出来的事情，确实不是人能做出来的，如果沈醉所言非虚，那么王陵基就是百死莫赎。

事情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王陵基打过老蒋，而且做事也凶残得突破了人类底线，为什么杜聿明、徐远举等人对他还恭恭敬敬？

更搞笑的是王陵基还“乱认同庚”，杜聿明也总是拿这件事跟王陵基开玩笑：“杜聿明对他的年龄是很清楚的，有时看他爱逞强不服老，总爱当着很多人问他：‘您今年高寿？我老是记不清楚。’过去王陵基总是看他一眼之后，便很骄傲地回答：‘我有幸和你们的校长同庚。’”

后来情况变了，再有人说王陵基跟老蒋同庚，他就坚决不肯承认了：“谁还愿意和你们的校长论同年，我现在是和朱老总认同年了！”

王陵基跟老蒋认同庚，当然就像王陵基吹嘘他扇老蒋耳光一样，没有人敢去找老蒋求证，于是王陵基得逞了：他步步高升直至上将，也成了功德林里蒋军战犯中军衔最高的一个，被俘的时候，随身居然携带着八万两黄金，那可比他买假古董用的十五万银圆值钱多了。

既是王陵基的“同学”，又是特务出身，沈醉对同学们的家底摸得很清楚：“这些人被俘虏时，身上都带有不少黄金美钞。按规定，除了像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八万两黄金，宋希濂、马励武等的几千上万两黄金，郭旭一手提箱美钞等，属于公款，应予没收外，凡带在自己身上的，即使也有些是公款，只要为数不太多，照样是归自己所有。”

沈醉对敢打老蒋耳光的王陵基敬而远之，对挨了老蒋两个耳光的另一个战犯同学，则是满腔仇恨：“周振强是浙江诸暨县人，在孙中山先生身边任卫士。黄埔军校成立，孙先生送他去第一期受训。毕业后，他又给蒋介石担任警卫工作，一直升到蒋的警卫大队长、教导总队旅长，后来才转任其他工作。我从重庆一到北京，就认出这位仁兄和我也是冤家对头。”

周振强当綦江警备司令的时候，就跟戴笠的心腹、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代处长，上校军衔）兼督察长沈醉结下了死仇，而这个死仇的起因，就是沈醉手下的特务胡作非为，彻底激怒了周振强。

沈醉对手下那个特务的罪行十分清楚，如果把那特务的全部罪行都复述下来，就跟王陵基在重庆街头做的事情一样，可能会污了读者诸君的眼睛，所以只好略过不提。

黑脸的周振强面对嚣张的稽查特务动了真火，直接下令把那个强抢民女逼良为娼的特务枪毙了。

沈醉并不检讨自己的手下胡作非为，反而认为周振强没给军统面子：“当时的稽查员，一般都是少尉到上尉级。周振强这样无法无天随便枪毙一个军官，我也就准备同样无法无天，把这个司令抓起来。所以，我立即下令调了几十个稽查员和特务队队员，分乘两辆卡车赶赴綦江。”

沈醉这就是胡搅蛮缠无理取闹，戴笠电话里骂了他一顿，他才承认被枪毙的稽查员并不是军统分子，而是他从社会上招募的恶棍地头蛇。

外聘的临时工，死了也就死了，戴笠毫不在意，在电话里痛骂沈醉糊涂：“周振强那可是挨过委员长耳光的人，这样的人，也是你惹得起的？”

为什么挨过老蒋耳光的人也是军统特务和一般嫡系比不了的？这一点戴笠可能比任何人都清楚：不管是沈醉还是徐远举、周养浩，就是把脸凑上去，老蒋也懒得打，而戴笠不但挨过耳光，还被手杖敲打过无数次，所以他才是老蒋最信任的人。

周振强挨过老蒋耳光，在蒋军内部乃至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并不是秘密而是谈资，沈醉在回忆录中也不无调侃地记述：“周振强曾经当过孙中山的卫士，以后孙中山保送他进黄埔一期。毕业以后，又当过蒋介石的侍从参谋、侍从副官。一次因为忘了替蒋介石提皮包，被蒋介石重重抽了两耳光。人们一见到他，总喜欢故意问一句：‘蒋介石是不是打过你？打是亲骂是爱，蒋介石是不是特别喜欢你？’周振强则瓮声瓮气地咕哝道：‘打过就打过。现在还提这些事情干什么！要问你去问蒋介石，问我干什么？’”

奇葩的战犯队伍，或者说蒋系将领。打老蒋耳光的吹嘘半生，挨过老蒋耳光也觉得挺骄傲，将军级的特务居然还惹他们不起，看起来康泽那句话说得一点都没错：“我算看透了，老蒋的军队，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能的军队！”

康泽本身就是老蒋的将领，而且是受老蒋和“国防部长”、“参谋次长”直接指挥的高级将领，他在指挥大兵团作战方面，就是猪八戒的脊梁——无能之辈，襄樊之战紧要关头，他居然大摆宴席庆祝自己五十岁的生日。

沈醉回忆：康泽在1948年7月1日做生日的那天，兴高采烈地接受了当地的行政专员、县长和几个旅长等文武官员为他祝寿而摆设的寿宴，举办的堂会。一位当地有名的女演员正卖力地高唱“万寿”献词，主管情报的董益三（原军统电讯处少将副处长，时任第十五绥靖区第二处处长，与康泽一起被俘，与沈醉同在1960年第二批特赦）火烧屁股搬匆匆忙忙走到他身边，报告解放军已经发起总攻。

沈醉在回忆录中嘲讽：“康泽是举手就擒的，没有按照他向‘校长’表示的决心，‘与城共存亡’，也未做到‘不成功，便成仁’，而是乖乖地当了俘虏。”

其实沈醉也不用嘲笑康泽，那所谓的“军统三剑客”，在被抓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反抗，沈醉在预感到危险的时候，连枪都没敢带，口袋里只是装了十两黄金以备不时之需，他的十两黄金和杜聿明的八两黄金都没有被没收，所以杜聿明在战犯管理所能送给文强十包骆驼香烟，沈醉也想从自己的几条“大前门”中拿出一条送给董益三，结果董益三宁肯捡烟头，也不肯收“老同事”沈醉的香烟。

曾经凶残暴戾的军统将军级特务被抓后，再也嚣张不起起来，我们从徐远举被王陵基骂得不敢吭声、沈醉对周振强敢赌不敢言这两件事中，也能看出比较可笑的蒋军官场怪现状：打过蒋介石耳光的上将王陵基，将军级特务不敢惹；挨过蒋介石耳光的司令周振强，将军级特务也惹不起。我们中学课本上有两篇嘲讽文章，徐远举和沈醉如此敬畏“老蒋的耳光”，读者诸君看着是否眼熟？

打过蒋介石耳光的，徐远举不敢惹；挨过蒋介石耳光的，沈醉也惹不起。这搞笑故事（事实）的背后，有多少令人齿冷的蒋系官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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